“七七”兩周年對敵寇的透視

 
作者介紹:朱代杰(1902-1966),1925年畢業于上海交大,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處長兼宣傳科長。1937-1939年,任太原法學院經濟系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總務廳中將廳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辦公廳主任、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職。
        內容提要:本文乃朱代杰先生為紀念“七七事變”兩周年而作。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論文。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作為專家性的全景掃描,本文占有資料詳盡全面,不僅有中日兩方的情況,而且引用了美、英、俄、香港等媒體報道及官方報告,甚至還獲取了俘虜的供詞和敵方陣亡尸體的私函和日記。全方位,多角度,大數據,對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財政、民生、民情等諸方面的情勢作出透徹的剖析,為日寇之必將崩潰滅亡;為中國持久抗戰之必勝提供了最堅實的基礎。
 
民國二十六年的今天,暴敵為求滿足其得寸進尺并吞中國的侵略野心,用它慣用的強盜手段,在盧溝橋發動事變,迄今已歷兩年,戰線擴張到十余省,在這驚天動地,打破東亞歷史記錄的國際大戰中,軍備落后的被侵略的中國,在暴敵飛機大炮的摧殘之下,生命財產的重大犧牲,固然無可諱言,而在另一方面,自命為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情形究竟怎樣?本文的目的,即在就各方面所表現的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應該明了,此次的持久戰爭,絕不是日本軍閥所可料想得到的,敵寇的心目中,根本看不上中國,它認為中國絕無決心和力量與它對抗,中國是它的俎上肉,盡可由它任意宰割,所以在它預想中的“七七”不過是“九一八”的重演,可以不費一兵一彈而攫取大塊土地和大量富源,誰知事出意料,不獨未討得預期的便宜,且一舉而鑄成大錯,蒙受莫大的損失。茲就其自抗戰以來內部各方面所發生的比較嚴重的問題,分別說明如后。
一 軍事方面
日寇的假想敵人是蘇聯而不是中國,故其軍備的重心也是在對蘇而不在對華,據一般的估計,它在戰時可能使用的兵員總額,不過二百五十萬。其預定之軍力分配,將以百分之七十對付蘇聯,百分之三十對付中國。但自戰爭開始迨今,其調華作戰的步兵,已增至三十余師團,再加其他特種部隊及在關外之部隊人數約百余萬,二年來之死傷數目,亦八十余萬,如再將其海空軍及軍事工業方面的動員計算在內,合計達二百余萬人,這種巨額人數的使用消耗,顯然超過它的預定計劃很遠。換言之,因為中國堅強長期抗戰的結果,使它不能不把留作進攻蘇聯的軍備移作應付中國之用,去年七月間,張鼓峰事件發生,結果日寇不能不向蘇聯屈膝,這與其說是蘇聯的軍力過于強大,使敵寇不能不有所顧忌,毋寧說是因為它的兵力在侵華戰爭中受了意外的犧牲和牽制,再無余力以應付蘇聯了。
其次日寇國內的被壓迫階級及其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朝鮮、臺灣,革命和獨立運動之醞釀日益劇烈,使敵人不得不配置相當軍力,以資鎮壓,據外報記載,留守敵國內及其殖民地的部隊,為數在三十萬人左右,此外駐扎蘇偽邊境的警戒部隊亦二十萬人,以防萬一,這些都是最少限額的要求,再沒有方法抽掉了,由此可見敵寇可能武裝的人員,業已用罄。所謂“增加兵力”,“動員六百萬以對華”等等,不過是大言不慚的空口宣傳而已!
敵寇在侵華戰爭發動的開初,即高唱其“速戰速決”的口號,此固一方面是它自認有充分的軍力,足以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消滅中國實力,但同時亦足證明其本身的外實內虛,經不起長期的對華作戰,所以在我二年來持久戰略的原則下,早已粉碎其“速戰速決”的夢想!
目前敵寇在華的軍事,自表面上看,似有廣大的發展,然此非僅不能佐證其軍事上的勝利,反而適足為其將來失敗的主要根源,因為在現有的淪陷區域,實際上敵軍勢力所能達到的范圍,不過幾個較大的城市和幾條重要的交線而已,而廣大的土地和一般的行政權,仍操在我手,并且到處都是我們的游擊部隊,隨時可以襲擊反攻,牽制消耗敵寇大量的軍力,使其插足泥沼,進退維谷!數月前,板垣在敵會議中說:“在前方取守勢,在后方取攻勢”,意圖在其占領區內進行所謂“掃蕩”工作,使其已占領之點與線,擴充成為片與面,可是數月來的戰爭事實告訴我們,所謂“擴展占領區域”反而愈擴愈小了。
兩月以前,敵軍由粵贛皖鄂各戰場,抽調大量兵力,集中鄂北,進行其“五月的攻勢”的計劃,希圖圍攻襄樊,突破我軍事根據地,占據宜昌,而威脅我首都,當時敵報謠傳,謂在鄂北一帶,包圍華軍若干萬,不久即可消滅,但結果反倒遭受被我殲滅兩萬余人的大失敗。
    再就兵員補充言:近據俘虜供稱,敵寇今年補充的兵員,均為預備役,極少訓練,且兵役法修改后,抽丁范圍擴大,據蘇聯消息報估計,敵國農民被征參戰者,已有七八十萬,這些都是年富力強的壯丁,其他工商各界被征者亦甚眾,各業工作,多由婦女填補,由此可見其對于兵員的補充問題已感到極度困難,而無法解脫了。總之,單就軍事而言,兩年來的戰果,已使敵寇走到日暮窮途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二 經濟與財政
日本的國民經濟,異常脆弱,其產業尤不能適應戰時的軍事要求,軍事上所必需的資源非常貧乏,故其軍需的供給,不能不仰賴于海外輸入,敵農業仍保存著所謂亞細亞的特性,較之歐美的農業要多需幾倍的勞力,其他各種產業部門,也都殘存著封建的方式。這都是其自身具有的先天的缺點,不能適應戰時需要而充分發揮其效能。
兩年以來,敵國在產業上,表現驚人的衰退現象,其主要工業——棉織工業的生產額,大呈頹勢,1938年棉織品的輸出量,較1937年減少百分之三十,雜品輸出,1935年為十億元,去年則減為六億元,為救濟戰時經濟上的缺陷,敵政府曾于戰爭開始時,頒布臨時資金調整法及輸出入品臨時措置法,實行戰時經濟統制,意圖調整。但統治的結果,中小商工業所感受的困難與物質的匱乏更深,不制造軍需品之工業企業,已有數萬家關閉,其他茍延殘喘者,處境均極悲慘。農業方面1936年來的產額為67300000擔,1938年降至34100000擔。1938年度蠶絲的產額,較1937年度減少百分之十四,其它農產品,因勞力不足與肥料缺乏,收入更形減少。眾議員鈴木于本年213日演說中曾謂:“生產擴充計劃,不能使人無懷疑”。又謂:“類似現在的生產機構,欲厲行生產擴充,物資動員,無異緣木求魚,徒壓迫國民而已”。可見敵國產業,已極度疲落,而無法自掩了。
最堪引人注目的是軍事費,從開戰到1939年度終了,數達一百七十七萬萬元之巨。1937年度軍事費為三十九萬六千萬元,1938年度為六十一萬萬元,1939年度為七十三萬六千余萬元,合計一百七十四萬兩千余萬元,內中除去戰事未爆發前1937年度四、五、六,三個月的一般軍事費約三萬五千萬元外,(全年度十四萬一千萬元的四分之一)由戰爭開始至1940年三月底止,其已經支出和將要支出的正規軍費有一百七十萬七千余萬元,其他如厚生省的傷兵醫療費和救護費;農林省的馬政費;工商省的軍需貿易補助費;遞信省的軍人恩給費和軍用船舶交通費;鐵道省的軍用鐵道交通費;內務省的征兵費和防空費;拓務省的軍事性移民費;外務省的對華事變費,以及其他所謂生產擴充費等等變相的軍事費用,兩年中為數約七萬萬元,故總數為一百七十七萬萬元左右。
我們再看敵人稅額的增加,自戰爭發動以來,敵國曾經三度增稅,第一次是所謂華北事件特別稅,增額為一億一百萬元;第二次是中國事件特別稅,增額為二億元;第三次是七十四屆議會通過的,二億元贈額,合計五億一百萬元。此外,如1938年度租稅的自然增收約二億元,與“七七”事變前夕結城藏相時代的臨時增稅額三億六千萬元,都是直接關系戰事的增加項目,故實際租稅增額當在十億元以上。
在這種長期戰爭支出浩大財政拮據之際,發行公債幾成為敵寇主要的救急良藥,1937年度,預定發行公債總額為三十一萬四千萬元,1938年度,預訂總額為五十六萬萬余元,1939年度,為五十七萬萬余元,這樣的龐大的數目,雖經政府一再努力推銷,但已消化力有限,逐年以致均有殘存。1937年度預定的公債發行額中,殘存九萬兩千九百萬元,1938年度增至二十二萬萬以上,本年度的推銷成績,恐比過去更差,其原因不外下列兩種:(一)公債推銷的多寡,以國民所儲資金的增減為轉移,敵國去年公債消化成績較好的原因,由于新資金的儲蓄額激增,資金之所以激增,乃因其存貨的資金化,即因物資統制的關系,使存貨出售后,無法繼續補充,以致變為儲金,今后存貨大減,資金的存儲,自亦不會像去年而激增,從而公債的消化力亦必減退。(二)資金的存儲額如不繼續增加,則公債的推銷率與生產力擴充的資金需要率,適成反比,即用作擴充生產事業所需的資金的數目愈大。則用以購買公債的資金愈少。敵國本年度資金的存儲額已不能增加,但其生產力擴充的資金需要卻較去年大增。去年民間向資金調整局請求核準的資金需要額為三十萬萬元,今年的請求核準額竟達五十萬萬元以上。這種激增的現象,自然是公債一個推銷的大阻礙。
因公債的消化不良和物資一般的缺乏,敵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紙幣,以應財政上之急需。于是惡性的通貨膨脹,乃成為不可避免的應付辦法,截至去年年底,“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額,已達二十八億五百九十八萬八千元,超過其他法定發行額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為遷就事實起見,遂于本年37日頒令將法定發行額由十七億元增至二十二億元,“朝鮮銀行”法定發行額亦由一億元增至一億六千萬元。“臺灣銀行”由五千萬元增至八千萬元。紙幣盡管如此增加,并不能刺激工商業的活躍,一般的消費品,輸出品,不獨不能比例的增加,而且劇烈地減少。無論躉售或零售物價,都是一天天的飛漲,據“日本銀行”的統計,日本的躉售物價指數,以193812月底與“七七”事變前夕比較,增加了七分。偽滿的躉售物價指數,增加了十三分。零售物價還有更大三倍。這種奇特現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為求適合戰時的需要,將生產重心移轉于重工業方面,以致日常用品的生產來源縮小,不能供應普通的生活需要了。根據1938年事業資金的分配,其中重工業及化學工業占百分之八十,礦業占百分之十七,可見敵國大部生產機關,幾全變為侵略的武器制造所了。這樣的產業發達,非僅不能代表社會的進步,而且相反的,是人類的死敵,罪惡的源泉!
    因為戰爭的影響,敵國對外貿易,亦較前大減,單就對美國的貿易而論,據美商務部宣稱,1938年日本輸至美國的物品,較之1937年計減少37%,其中主要者,計植物油減少72%,棉織物減少93%,生絲減少12.2%,絲織品減少30%,人造絲織品減少62%,編織物減少80%,帽類減少62%。玩具減少32%,海產物減少49%。美國貨物之輸往敵國者,1938年較1937年減少30.5%,其中主要者,生棉減少51%,煙草減少81%,紙漿減少67%,顏料減少84%,鋼鐵減少66%,廢鐵減少56%。敵國向來是依靠它自己的輕工業產品換取美國的軍用品和原料品的,然而根據上述情形,已足證明其對外貿易之衰落,輕工業產品之輸出銳減,而直接影響其軍用原料品之供給矣。
對外貿易之不利,影響到敵國入超的增加,據美國商務部報告,1937年其入超為三萬萬美金,1938年入超為五萬二千五百萬美金,本年之入超,將更超過去年的數目。1937年夏季以來,敵購買軍用品運至美國之現金,已達四萬萬美金,國際財政專家估計敵現存現金,最多不過一萬萬美金,若目前情勢不變,其存金將必須繼續外流。
在討論敵國經濟財政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提到它對華的貨幣政策。敵寇企圖以經濟手段征服中國,創造所謂“日金集體”,以破壞中國的法幣政策。于1938310日嗾使偽臨時政府,在北平設立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無擔保不兌換的偽幣,希圖套換法幣。并宣布所有中國銀行發行的南方地名紙幣,在三個月內,禁止流通,北方地名紙幣,在一年內,禁止流通,然當時中國方面各銀行紙幣在北方市場的流通額,總共有三萬三千八百萬元之多,而偽聯合準備銀行的準備金不過二千一百萬元,還不到十六分之一,如何能使人安心將信用確立的法幣來調換毫無信用的偽幣呢。所以偽幣發行的數目,始終沒有進步,而套換法幣之途,更無法走通,不得已,乃變本加厲,于今年311日起,實行禁止法幣流通,傀儡政府并發布命令,指定十二種貨物之輸出,須先將外匯賣與偽聯合準備銀行和日本正金銀行,意圖以強制方法,迫使我民眾使用偽幣,并套取外匯。殊不知經濟問題,絕對不是敵偽政治壓力所能奏效的,所以結果反而使偽幣價格日益跌落,法幣價格日益高漲。據52日,路透電訊,“在三星期前,‘聯銀券’易法幣,只貼水八元五角,一星期前每百元,貼水二十一元五角,至昨日增至三十三元,今日則更增至三十四元。”53日消息,“‘聯銀券’一百三十四元五角,僅能換得法幣一百元。”偽幣一跌再跌,結果不獨敵寇奪取華北外匯的毒計,全歸失敗,而且因為偽幣與日元維持同等之價格,偽幣慘跌,使日元亦受莫大影響。519日,日金初跌,每元折令法幣九角六分,520日,日金再跌,每元合法幣九角二分三,523日,日金三跌,每元合法幣八角九分五,最低時有八角八分之市價。近據上海英人出版之《金融與商業》稱:“華北偽幣的地位,已愈趨惡劣,主要原因,是為了偽幣已不再可能兌換日元。最初偽幣的發行,本來是規定隨時可以兌換日元的,現在既失去了這兌換上的便利,偽幣便成無所依據的廢紙了,”偽寇一手支持的偽幣尚不肯兌換日元,其信用可以想見。
    敵寇在華北圖擾亂我金融而遭失敗,復于本年516日以南京偽組織的名義在上海設立偽華興銀行,以謀再逞,該偽行名義上雖定有資金五千萬元,可是這不過是騙人的手段,實際上是十足的買空賣空的空頭生意。它雖然也決定發行紙幣,并聲明此項紙幣可以自由購買外貨,但其實際意義,無非想借發行偽鈔,換取我國貨物,運到外國以便奪取外匯。惟事實并不如此簡單,我們且拿第三者的批評和敵寇的自供來證明。財政家耿愛德氏說:“華興銀行發行可兌取外匯之紙幣,其方法不外數種,一為實行統治外匯市價,此法絕難成功,故將不得不減低其外匯售價,另一為全部統制自占領區域之對外輸出,暫時對于輸入不加過問,惟將來所辦之出口貨單,必不敷人口總數甚遠,將來亦必感應付困難。故無論如何,該行之成立,對于貿易將有損無益。”偽華興銀行副總裁森島會自認相信法幣之穩固性,并聲明偽華興銀行無強迫禁止法幣流通或減低法幣信用之意,其自認者此,前途不言而喻。
三 國民生活狀況
戰事擴大的結果,使日本一般國民的負擔增加到可怕的地步。前面已經說過,敵國的戰費,從戰事開始到本年度終為止,總共是一百七十七萬萬元。若以七千二百萬人口(敵內閣統計局最近發表的數目)平均攤派。每人約負擔二百四十八元,每人每年平均負擔數為九十三元左右。日本每年的國民所得過去大約為一百萬萬元,現在因物價高漲,大約一百二十萬萬元左右。這個數目,如按七千二百萬人口分配,每人得一百六十六元。但我們應該注意,所得七千二百萬人口,其中實包括多數沒有生產能力的老弱殘廢與婦女。因此上面所舉的重大負擔,不能不全部加之于真正有生產能力的人們身上。假設日本全部人口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有生產能力的,三分之二是沒有生產能力的。那么上述全部人口每人平均負擔的戰費二百四十八元。便將變成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平均負擔的數目七百四十四元,每年平均負擔數則為二百七十九元。此外,還要被扣去強制儲金和出征軍人的慰勞費等特殊支出,亦占人民收入的百分之三至四。
從另一方面講。因為通貨的惡性膨脹與物資共給的缺乏,形成一般物價的上騰。物價上騰,便是國民生活程度提高,也就是國民負擔的加重。這種情形,可以拿敵國官方所發表的統計數字來表明。
                              本年1
總平均指數      192.5                   218.9
飲食費          181.3                   197.3
住居費          233.3                   234.0
光熱費          194.2                   243.3
被服費          167.9                   219.0
文化費          185.9                   201.2
上列數字的比照,顯然表示戰后物價較戰前物價一般的增高,被服費增高30%,光熱費增高25.2%,飲食費增高8.8%,文化費增高8.2%,住居費增高0.3%
我們再看日本國民收入是怎樣的情形。固然,由于日本勞動力的缺乏,勞動工資指數,也較戰前增加,可是遠不及生計費指數和物價指數增加之速。現在把19377月的工資,物價,生計指數,與最近的作一比較如下。(假定19377月為100
                   19377       最近
勞動工資指數             100             110.0
生產費指數               100             113.0
零賣物價指數             100             123.4
上表所列工資指數,還只是名義上的,事實上的工資指數,比較更差得多。據敵工商省的調查,其比較如下。
                  19377       19387
生計費指數               100.0            112.2
名義工資指數             107.6            113.5
實質工資指數             100.0             94.0
這里是說明:戰事發生后他們雖然得到了較多的收入,但其所換得的生活,反而遠不及在戰前收入較少時之為寬裕與舒適。這就是他們(勞苦階級)在侵華戰事中所得到的唯一實際收獲。
    目前日本民眾的生活是這樣的艱苦,他們吃的多半是雜糧和薯類等粗惡的食品,他們穿不起毛織或絲織的衣服,甚至連棉布也穿不起,他們買不起皮鞋,只好買木屐打赤足。他們的勞動條件較以前惡劣,工作時間較以前延長。赤貧如洗,而又失業者,數達兩百萬人以上。跟著這種形式的發展,下層的革命情緒,也一天一天的增長!
四 反戰運動
    日本國民的戰爭意志本來是不堅定的。他們過去完全是被一種狹隘的愛國心情和虛偽的忠君教育所蒙蔽或麻醉著。并沒有和他的實際生活利益打合起來,所以在假葫蘆尚未揭穿以前,他們似乎是很馴服的,可是一到揭穿之后,便會公開的向著他們的統治者反目了。
    在中倭戰爭發生之初,敵寇自夸三個月內,便可把中國問題完全解決。當時其一般士兵和民眾似乎也很相信他們的政府確有這種把握,盡管有多少厭戰的心理和猶疑的態度存在,但在軍閥蠻橫的壓制與欺騙之下,始終是潛伏著沒有發作。南京失守之際,敵寇揚言國民政府的勢力已被其摧毀,中國再沒有力量同他繼續作戰,所謂中國事件,于此可告結束。敵方開到中國作戰的士兵,也以為不成問題,打到南京之后,他們便有開回老家,重享其天倫之樂的希望了。不意我長期抗戰的決心毫未動搖,戰爭的力量亦愈加充實。使敵人提早結束戰爭的鬼計終成泡影。至此敵政府之信心盡失,而國內民眾與前線士兵反戰之心理便隨之而來。我們從俘獲的敵兵和敵方陣亡尸體的私函和日記中常常發現這類事實。
    反戰的情緒隨著戰事的延長和犧牲的慘烈而愈益加深,反戰的表示亦漸由消極的醞釀而趨于積極的行動。資將敵國反戰運動的事實列舉如左。
    去年2月間,敵軍山內旅團在淞滬登陸時實行反戰;24日至8日,敵第三師團由南京開至江北,一部分拒絕開赴前線;427日敵軍兩千余人在蘇州嘩變;1230日,敵陸軍省的重要公文,被職員丁尻少將竊交反戰會會長小林。此外,山西方面之敵軍向我投誠者比比皆是,因反戰而被軍官所殺者有之,甚至陸軍省內職員亦秘密加入反戰會中。
    到了今年,反戰風潮更加澎湃,反戰事實愈出愈多,1月下旬,大沽口外敵三千余陸軍反戰嘩變,與彈壓部隊沖突;江陰敵軍近千擊殺敵司令官;上海敵軍發現秘密反戰組織;漢口敵軍暴動未遂;28日駐廣州之朝鮮及臺灣敵兵六千余名大舉暴動;13日漢口劉家廟敵兵千余人突然兵變;14日富池口敵兵二千余不愿登陸作戰,與彈壓部隊沖突;18日無錫敵軍嘩變;2月底天津敵憲兵因公開發表反戰言論而被槍決;31日大阪敵陸軍軍火倉庫職員穿川崎義等將該倉庫爆炸;316日廣州臺籍步兵四百余名,向我游擊隊投誠;318日鄭州訊,修武敵軍某大尉秘密組織反戰同志會;320日敵空軍在湖北沙洋散發反戰傳單;5月初武昌敵兵多名嘩變;21日武昌黃土坡勤圍之敵千余名嘩變,與鎮壓部隊發生沖突;27日長辛店敵反戰分子舉火,將鐵道工廠焚毀;最近廣州敵空軍六十余名密謀反戰,被扣押解回國。關于海軍方面,有天津海面伊字六十二號潛艇被二等巡洋艦“北上”號撞沉;駐青島敵驅逐艦“芙蓉”號被撞沉;出云旗艦被撞傷。
    以上所舉,僅及于軍隊方面;關于社會一般的反戰事實,也還不少,茲再舉其重大者如次。
    前年11月,神戶海員反戰怠工;橫濱,新瀉,大阪等地工人反戰作聯合的示威運動;12月敵閥企圖撲滅反戰運動,大事搜查,被捕者千余人;去年2月神戶地方因家屬送新兵上輪時呼噪反戰,致有千余人被捕;佐渡,足尾,秋田,青森等地,亦各先后發生猛烈的抗捐抗租及武裝的反戰暴動;本年2月初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河合等因反戰而與敵荒木文相沖突,聯名總辭職。帝大經濟部學生千余罷課響應;36日橫須賀海軍軍火倉庫五所爆炸燃燒;317日,香港電訊,東京反戰標語,遍貼街衢;又訊臺灣農民領得槍械后紛紛嘩變,朝鮮方面亦有同樣暴動;19日大阪棉花會社及小倉市郵局紀念病院被焚,木浦府朝鮮清津均起火;同時東京焚毀工廠十余家;425日東京大峴町兵工廠被毀,他如左派各黨紛紛組織反戰團體;鄉民因征兵而到處放火;慰勞袋中發現反戰傳單,以及最近敵國和朝鮮各地方反戰事件層見迭出,不勝枚舉,凡此種種,無一不是革命危機的征兆。
    反戰的行動已普遍的表現于敵國的各界與各層。此種情形發展到現在,已使橫暴的敵閥窮于應付,不勝防范。雖然規定了所謂“叛亂,賣國,失職,抗命,暴行,及威脅,侮辱,逃亡,破壞軍用品,掠奪,藏匿或放縱俘虜違令,”等八十余條新的罪名,但僅足表示敵閥發在精神上已失卻統馭士兵的能力,而不得不以嚴酷的法令,作其最后之護身符了。今后戰爭還在無限期地進行著,敵國軍民的痛苦將繼續加深,因而反戰浪潮,也只會一天天的高漲,而無法消弭。
五 政治危機
    敵寇軍事的失敗,經濟財政的枯竭,反戰運動的發展,與夫國內各種的矛盾,造成了政治上的總危機,政府的統治力,已極感脆弱,因而內部分歧,政見不一,就茲其大概情況,述之如后:
    一般以為敵國政府是全被法西斯派所把持,但實際上元老重臣仍是一個顯著的控制勢力,二者都是侵略魔鬼,惟其鬼計不同,因而彼此分歧,常常發生摩擦與暗斗。
    5.15”事件后,雖軍閥當權,政黨失勢,可是在民眾方面,政黨仍保持著廣大的勢力,而且在議會中經常占著多數。近衛文麿掛著緩和政黨與政府沖突的招牌,主持內閣,然以無法解決侵華戰爭,竟遭議會的強烈反感,不得不掛冠而去。去年第七十三屆議會時,關于總動員法案及電力國營問題,議會和政府發生正面沖突。政民兩黨的中央部被法西斯占據。社會大眾黨首領安部磯雄,被暴徒兇辱。此均為政府與政黨不能融洽的顯著例證。
    平沼入閣更是極滑稽的一件事。他本來是“國本社”的首領,早與軍閥相勾結,以圖獲得政權。然以元老派視其為危險人物,使他不容易達到目的。近年來故意改變態度,將“國本社”解散,以求取信于元老重臣,于是在今春近衛塌臺,沒有其他相當繼任人選之際,他便被借重而組閣了。形式上,他既不是法西斯派,更不是現狀維持派。但是他的政策是想站在法西斯的立場來籠絡政黨。他雖然口口聲聲要根據憲法,尊重政黨,但實際上卻在為法西斯出力。他的最大目的是欲從觀念上去改造政黨,使其法西斯化。然而,具有悠久歷史與社會基礎的日本政黨,在其社會基礎未發生本質的變化以前,要想他與法西斯同化,自屬不可能之事。本年113日政友會議員河野在議會中提出質問謂:“平沼內閣為日本有史以來最不孚眾望的內閣,因平沼內閣為近衛內閣之延長。近衛既失人心,平沼安能挽回。”足見議會對平沼內閣印象之不佳,與其自身前途之惡劣了。
    最近敵關于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問題,更使敵寇政治有趨于破裂之危險。急進的少壯軍閥如建川橋本,法西斯的外交官如白鳥大島,以及中野正剛武藤貞一等右翼法西斯團體,都是極力主張參加。另一方面西元寺元老,湯淺內府,松平宮內大臣等重臣,及池田成彬結城豐太郎鄉城之助等財閥,都反對參加。政府對此迄無明白決定。據一般觀察,敵寇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只是時間問題,而參加的途徑,不外下列二種:(一)反對參加的元老重臣財閥等失勢;(二)在法西斯少壯軍閥的不滿之下重演“2.26”的流血慘劇。 
六 結語     
總之,兩年來抗戰的結果,已使敵政府的威信喪失殆盡,社會基礎發生動搖。在目前敵國的整個社會中,已布滿了危機,到處表現著崩毀滅亡的前程。自然,日本軍閥的無理蠻干,已經喪失了理智的判斷,所以盡管它已深深陷入泥沼之中,但仍不惜逞其獸性以作最后的掙扎,直至整個的崩潰滅亡為止!(朱代杰原載《掃蕩報抗戰二周年紀念特輯》,19397月,p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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