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解放事業而赴湯蹈火--記曾偉烈士



    在我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深圳市的龍崗區坪山上,高高聳立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上鐫刻著一位農工民主黨烈士的英名——曾偉,他是解放前夕在上海英勇犧牲的農工黨杰出的領導干部。

  少年萌生革命熱情

  曾偉烈士,原名曾天斛,1912年出生于廣東惠陽縣(現屬深圳市)坪山鄉遠來村。惠陽位于省會廣州和香港之間,扼東江之咽喉,為兵家必爭之地,這個地區長期來富有革命傳統,孫中山在這里曾數次領導起義,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在這塊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這里又是農工黨創始人鄧演達和國民革命先驅者廖仲愷、鄧仲元、葉挺等人的家鄉。由于毗鄰香港,許多革命人士和華僑、海員不斷帶回世界上的先進理念和革命思想,同時也向人民揭露控訴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這些都長期培育著惠陽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戰斗精神,曾偉正是生長在這種環境中。他少年時期,生活在一個農村的小市集里,父親是一個依靠勤奮白手起家的商人兼高利貸者,雖然從未上過學,但靠自學也能詩能文,母親是識大體的秀才家女兒。曾偉作為長子,在這樣一個具有中國傳統的家庭中養尊處優,一切愿望都可以如愿以償,父母日常激勵他的是一套要怎樣“出人頭地”的道理,教他如何錙銖計較一切利害得失,使他在少年時代養成了頑強的性格。在上小學時,曾偉一直是高材生,在同學中是個好勝者,他羨慕那些在香港發了洋財回鄉的人,幻想著自己日后也能到香港去發展,于是在小學時期努力學習英文,準備作為日后謀生的手段。

  1925年黃埔軍校學生的東征,掀起了東江的革命高潮,隨著革命的歌聲,還是小學生的曾偉從教室跑到街頭,跟著黃埔學生一起唱歌喊口號。在群眾游行的行列中,在群眾蜂涌的盛大集會上,他迸發著純潔的熱情奔走呼號,曾經聲淚俱下地在街頭進行演講。在這個短短的時期,他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和鼓勵,開始改變了自己要做海員、做華僑以達到發財的夢想,開始認識了帝國主義和軍閥是人民大眾的公敵。他深深地同情人民的疾苦,開始知道應該恨誰、愛誰,他幼小的心房中產生了傾向革命的萌芽,曾經發誓要為饑寒交迫的人民翻身和出頭而奮斗。

  不幸的是,在小學畢業前兩年父親去世了,家道中落,靠著母親的艱苦撐持,他和兩個幼小的弟弟尚且衣食無憂。曾偉讀完了小學后不久,母親也離他而去,渴望繼續深造的他在大姐的扶助下,才上了鄉間中學,踏上了初級中學的學習階段。這時的曾偉是一個貧苦而勤奮的學生,自己動手燒飯,有時連伙食錢也中斷了,只好過著半饑餓的生活。但這種境況激勵了他更加發憤學習,各門功課都取得優異成績。在課余,他鐘情文藝活動,是一個活躍的話劇演員,還擔任文化社團的負責人。由于受到魯迅先生和“創造社”作品的影響,他又非常痛恨鄉村的封建壓迫,因此演出的戲劇和習作,多以反封建為主題,雖然對作品的認識并不深刻,表演水平也很幼稚,但卻表現了少年曾偉心中蕩漾著的革命熱情和擅長于組織工作的能力。

  

  在官場中保持純潔與進步

  十七歲時,家庭的經濟已無力再供他上學,曾偉結束了初中的學業,踏入社會中。由于偶然的機會,他當了一個縣政府的錄事,雖然解決了吃飯穿衣的問題,但是從此他天天被迫不停息地抄寫“等因奉此”這類公文,右手中指的指尖因為長期機械地用鋼筆刻寫蠟紙而給壓歪了。他感到厭倦和苦惱,曾經用讀書來寄托自己的精神和興趣,但是上司知道了卻非常不高興,認為這會妨礙公事。有一次,曾偉看見一個瘦弱傴僂的老錄事,奄奄一息地臥倒在病榻上,他好像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一樣,他深深地顫栗著、夢寐不安。幸而不久,他結識了一位益友,對他進行熱情的啟發和教育,使他的生活立刻充實起來,于是,他狂熱地閱讀書報,參加體育運動,這不僅使他獲得強健的體魄,還培養了不斷鉆研學問的良好習慣。

  經過一番磨煉后,曾偉報考了國民黨軍隊的文書工作,后調任廣東虎門要塞司令部政治部任干事,并在這里度過了四個年頭。虎門要塞司令是李潔之、政治部主任是李伯球。李伯球是由鄧演達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黨的前身)的干部,虎門要塞聚集著一批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成員。雖然當時臨時行動委員會屢遭鎮壓,鄧演達也被殺害,福建事變失敗后,黨的活動正處于低潮時期,但許多干部和成員仍堅持黨的政治主張,等待時機重振革命旗幟。李伯球對風華正茂的曾偉非常器重,在工作上、政治上都關懷、幫助他,曾偉感到非常高興。虎門要塞景色秀美、環境安靜,這里是中國的重要門戶,是林則徐禁煙和鴉片戰爭所在地。曾偉在這里融入了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中,和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們一起生活、學習、工作,并參加了由臨時行動委員會主辦的“茅廬圖書社”,接受社會科學的教育,他開始關心政治,研究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討論新事物,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后,在1935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響應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黨的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上,黨名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這時曾偉由李伯球介紹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從此他與該黨結下了不解之緣。雖然這個時期沒有革命行動,沒有斗爭生活,但他獲得了充裕的學習時間,學習了許多革命理論,為他今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礎。

  在這里曾偉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學習文藝創作,他貪婪地閱讀文學理論書籍,經常寫些雜文、小說和童話,以“小林”的筆名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黃花”和“東南西北”專欄上發表,雖然作品尚不成熟,但是充滿了對人間不平的控訴,蘊藏著革命的思潮。他精力充沛,酷愛游泳和打網球,經常能在游泳棚看到他的矯健活潑的身影,他在網球賽中還得過獎,所以身體特別健壯。這時,年輕貌美的廣州姑娘吳平到虎門探望朋友,在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曾偉,共同的志向和愛好,他們相知相愛了。

  但二十來歲的曾偉的思想還沒有定型,也沒有完全擺脫做官的幻想,1934年,他以政訓處干事的身份帶職進入廣東軍事政治學校(燕塘軍校)接受訓練。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曾偉曾立志為民族解放而學習軍事和政治知識,但是軍校那種機械教育卻使他非常厭倦,他認為每天進行操練的正步、分列式和所有的制式都是重形式而不能在戰場上取勝的。于是放棄了軍事學習,把時間花在閱讀和寫作方面。后來,他自己也批判了當時那種一筆抹殺軍事學習的意義的幼稚想法,以至沒有從中汲取有用知識,覺得錯過了鍛煉的機會,但也慶幸因此而有了一年半的時間深入學習革命理論和研究國際時事,更由于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影響,他覺得自己對于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前途的信念逐漸堅定起來了。

  兩年后的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全國人民掀起抗日高潮的年代,曾偉從軍校畢業,應國民黨十二集團軍一五八師政治部主任郭翹然之邀到該師任團政訓室主任。郭翹然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利用與十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是廣東陸軍小學同窗和留法同學的關系,介紹了一批解放行動委員會的高中級干部到該集團軍的政治部和各師擔任重要職務。一五八師政治部的兩個科長、四個團的政訓室主任及營政訓員都是解放行動委員會的同志,曾偉帶著滿腔愛國熱情和他們匯集在一起,希望為民族解放斗爭盡一份力量。他們互相配合、互相幫助和鼓勵,推行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張,對官兵們進行愛國主義、團結抗敵的宣傳教育。這年10月曾偉結婚了,妻子吳平到了部隊駐地,在當地一所小學教書。

  不久,曾偉所在的部隊奉命從粵東調到閩西上杭一帶,執行圍剿在這里堅持武裝斗爭的紅軍游擊根據地的任務。曾偉的思想極其苦悶,但他仍站在愛國的立場,堅持宣傳“槍口對外,打擊日寇”。他在閩西半年多,目睹紅軍在廣大農民的支持下,如魚得水,軍民一致,官兵一致,深深地震撼了他。他仔細閱讀了撿回的紅軍宣傳品、小冊子,十分信服共產黨提出的“團結御侮,槍口一致對外”的政治主張,確信共產黨是積極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于是,他在執行任務時有意怠工,他把大部分精力寄托在詩歌創作上,寫了上百首的新詩,從國際上的大形勢到老百姓的苦難、呻吟,都寫到詩里,大部分以“拓原”的筆名,在廈門《星光日報》副刊上發表,以抒發他的內心的郁悶。

  這一年,他參加了中共的外圍組織“廣東青年革命同志會”,負責人是李伯球,宣傳部長是孫大光(又名葉兆南,中共黨員,曾任中央交通部長),組織部長是楊康華(中共黨員,文革前任廣東省副省長)。參加該會的還有郭翹然、卓炯(一九三九年參加共產黨)等二三十個進步人士。該會章程中,旗幟鮮明地規定:“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堅決擁護,積極靠攏共產黨。

  曾偉在官場的六七年間,在思想和政治上充滿著矛盾,但是他保持了自身的純潔,追求進步,盡自己的所能為人民大眾和民族利益而吶喊、而抗爭。

  

  抗戰洪流中的吶喊者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后,揭開了全民抗戰的序幕,廣大人民群眾不分民族、不分黨派,都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抗戰的到來,在曾偉的思想上掀起了洶涌的波濤,他說:“我如何興奮而狂熱地去迎接這個時代啊!我也從政治的矛盾與彷徨的困境中解脫出來,我像一匹脫韁的馬奔騰呼嘯在廣闊的原野,我隨著部隊由閩西南而潮梅而東江,開回廣州參加抗戰。我以全生命的熱力,奔走在軍民之間,沿途發動群眾,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召開軍民群眾大會,作動員的號召。我的熱情和群眾的熱情打成一片,群眾也教育了我,推動了我。”到了廣州,一五八師在東郊和增城一帶駐防,部隊的政訓工作立即就和青年學生的抗戰救亡運動匯合起來了。一九三八年暑期,中山大學有一些進步的學生希望到部隊工作,曾偉和他們一起組成“一五八師中大隨軍服務團”,親自兼任團長,這個服務團共有二十多個人,妻子吳平也是團員,她和女學生們都穿著軍裝,被群眾稱為“女兵”,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服務團在廣州近郊的東圃、橫沙、蘿崗、新塘一帶發動群眾,一村一鄉的到處奔走呼號,曾偉和團員們一起睡地板、趕夜路、演劇、唱歌、演講……,組織群眾炒米粉、做干糧,慰問部隊和縫制棉衣支援前線,一時群情激昂奮發。在那里,曾偉表現出沸騰的工作熱情,洋溢著飽滿的青春活力。他在話劇《最后一計》中,演英勇沉著、善用計謀的游擊隊員馬百計,由于演得動人,大家就把他叫成了“老馬”,他還在《烙痕》中扮演喜多,這些短劇故事情節簡單,演員也只有幾個人,但是對宣傳抗戰自衛卻起到了非常強烈的效果,得到了群眾的贊賞。他寫的文章,筆鋒和他的性格一樣,熱情奔放、精力充沛。而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極富煽動性的演講天才,常在一刻間就能鼓動起人們的熱情,有一次隨軍服務團接受任務,要鼓動橫沙的壯丁參加民眾抗日自衛隊,保衛家鄉。原先已選定了人在群眾大會上進行發動,并事先做了些宣傳工作,但是會場上群眾的情緒總是提不起來,眼看著時機快要過去了,在情急之中,曾偉走上講臺,他那帶著激情的嗓音和富于表現力的手勢,像電波一般感染了全場群眾,經過這樣的發動,當晚就有九十多個壯丁連續上臺報名參加,而這些人都是在一個星期前逃避過當地駐軍的強迫征召的。

  對于這段時間的工作,曾偉有著豐富的感受,他在《我的政治生活》一文中寫道:“這時,我在青年同志與群眾的行列中,清洗了六、七年的官僚習氣和作風。我以狂飚突進的情緒工作著、煽動著。豐富的實踐使我感到理論的貧乏。我在百忙中讀過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和《新華日報》、《群眾》、《解放》等報刊,我的思想才定型化了。決心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奮斗到底。”

  隨著形勢的發展,日寇逼近廣州,四鄉群眾紛紛組成“民眾抗敵自衛軍”,曾偉和服務團到農村去發放槍械,回到駐地時,部隊已經撤退,敵人長驅直入廣州。曾偉看透了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的面目,不愿再回到已撤退到西江的一五八師,他認識到要堅持抗戰,必須走另一條路。他立即領著服務團的一部分青年,打起“青年抗日宣傳隊”的旗幟,歷經艱苦到達粵南的開平、臺山、恩平一帶,堅持敵后工作。宣傳隊帶著口糧,背著行囊,深入到匪盜出沒的恩平的大田、塱底,策劃建立一個游擊根據點。他們沿途宣傳,呼號團結抗戰,所到之處受到群眾熱烈歡迎,但卻得不到地方當局的支持。當處境極端困難的時候,許多人都苦惱不堪,曾偉卻沒有頹喪,他無論什么時候都是朝氣勃勃,充滿了積極樂觀的氣概。后來,他們加入第四戰區動員委員會,組成戰時工作隊到了陽江,面向群眾,深入農村,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在陽江縣城,曾偉率領戰時工作隊組織過一次群眾抗日示威大游行,有位從東北流亡到當地的青年,看到工作隊排演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的時候,感懷自己的身世,悲痛萬分,哭喊著投江自盡,有好幾位青年同時跳入水中把他救起,并擁著這個全身濕淋淋的人加入隊伍,繼續前進。這一個感人的場面,引起了無數旁觀的人群紛紛加入游行行列,形成了長長的雄壯隊伍。群眾高唱救亡歌曲,高呼口號,通宵達旦,全城為之轟動,達到了空前的宣傳的效果。

  由于曾偉出色的領導才干,當地保安團非常器重他,并許以官職,曾偉毅然謝絕了,他說:“我應當和這些熱血有為的青年在一起,和人民群眾一起,繼續做抗戰工作。”而這時曾偉才二十六歲。

  
 

  卓有成效的軍隊政治工作

  1939年,戰時工作隊解散后,曾偉應邀到由李伯球任縣長的興寧縣,他協助李伯球舉辦鄉村干部訓練班,為抗戰培養干部,他進行軍事、政治訓練突出愛國主義教育,提高了學員的政治水平和軍事能力,他所倡導的集體學習和開展批評制度等培訓方式,得到了中共地下黨的贊許和進步人士的好評,卻引起國民黨的不滿,誣蔑他們這種做法是“赤化興寧”。隨后李伯球被撤職,曾偉被通輯,兩人分別逃離興寧。

  1940年冬天,曾偉重新回到了國民黨部隊工作,先后任獨立二十旅團指導員、六十五軍政治部第一科中校科長。這時,他身處國民黨部隊中,但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已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擁護者之一,他堅決擁護共產黨所主張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張。他雖任政治工作人員,但對于上級發下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文件十分反感,把它擱置在一邊。在六十五軍中,他和軍政工隊隊長涂夫(中共黨員)、師政工隊長、粵港青年隨軍服務團第三大隊隊長伍旭(中共黨員)、炮兵營長吳應朝(愛國軍官,解放戰爭時在東北戰場起義)等同志關系很好,雖然彼此并不了解對方的政治面目,但由于對抗日、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看法一致,自然就團結在一起開展工作。他們教育官兵和駐地群眾堅持抗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泛結交朋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號召,并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羅瑞卿所著《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等為指導去開展工作。他曾多次對伍旭說:“我是緊靠中共去工作的。”雖然他在組織上不是中共黨員,但是已具有中共黨員的政治認識,也做了許多符合中共利益的工作。以曾偉為主,這些同志集中了政工隊和粵港青年服務團的力量,把炮兵營改造為堅持抗戰、團結和進步的部隊,并策劃在必要時將這個營拉到東江縱隊去。曾偉在軍中進行抗日宣傳,油印、出版進步刊物《弟兄》,并組織進步的戰士寫稿,用戰士的語言去教育戰士,在官兵中引起了很大影響。他還利用士兵空余時間,把進步戰士集中起來,組織“弟兄演劇隊”、“弟兄歌詠隊”,高聲歌唱抗戰歌曲,如《我們在太行山上》、《延水謠》、《黃河頌》、《義勇軍進行曲》等,在國民黨軍內唱響了進步歌曲,還排練了街頭通俗話劇、繪制抗戰漫畫,在所到之處進行宣傳,部隊中一時彌漫著濃厚著抗日民主氣氛,提高了官兵和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同時,曾偉和同志們有意識地接近一些比較開明的上層將領和他們的家屬,例如曾偉和夫人吳平與六十五軍副軍長李振(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委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的夫人一直保持友好關系,在曾偉的影響下,她曾資助過民主革命,后來李振升任軍長,能夠在解放戰爭中舉起義旗,是與曾偉在這一時期的工作有很大關系的。曾偉還時常向各級傾向進步的軍官講當前抗日形勢和國共兩黨的情況及前途,向他們指出今后該走的道路。

  由于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1941年冬,當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政工總隊一位名叫廖錦濤的共產黨員被殺害后,部隊的政治局面加劇惡化,六十五軍奉命撤銷政治部成立了國民黨特別黨部,并立即在部隊內在大肆搜捕進步人士。曾偉也被密令通緝,當他聽到風聲后,首先通知一些同志將身邊的進步書籍秘密收藏起來,安全撤退,然后自己才以探親為名,出走桂林。

  

  舉義旗武裝御敵寇

  1942年春,流亡到桂林的曾偉參加了桂林文化界抗敵協會,此時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已成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是團體會員之一,所以曾偉又參加了以粱漱溟為召集人的民盟桂林小組(成員有張文、羅子為、周鯨文等)的活動,積極聯系各方面人士,宣傳貫徹抗戰到底、實踐民主精神的主張。他和家人過著樸素艱苦的生活,他為進步報刊寫稿,以賣文為生,但這樣也有了較充裕的時間系統地閱讀馬列主義的書籍,他稱這段時間是自己的“理論修養時期”。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像指路明燈照耀著他前進的方向,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信念日益堅定,從此走上了為中國民族解放、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奮斗到底的道路。

  1944年,反法西斯戰爭已進入反攻階段,但是日本侵略者為了打通陸上交通線而加緊對西南的進攻,隨著國民黨軍隊的不戰而退,日寇的鐵蹄踏進了湖南,廣西岌岌可危,本來是大后方的桂林也進行了大疏散,曾偉面對嚴峻形勢,積極尋找進行武裝抗日的機會。這時,曾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戰功顯赫的前十九路軍名將張炎將軍決意回到家鄉廣東南路組織舊部,發動民眾抗戰,曾偉聞此消息,在民盟組織的支持下,毅然告別臨產的妻子,前往吳川協助張炎策劃武裝起義,為發動民眾組織“南路人民抗日軍”發揮了重要作用。“南路人民抗日軍”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在吳川起義,張炎任軍長,曾偉任軍政治部主任,抗日軍擁有三個步兵團和輕重武器、大炮,他們與中共南路黨組織領導下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密切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有優勢的抗日軍事力量。然而,當時這支人民抗日軍的處境是很嚴峻的:一方面要應付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進攻,一方面要整頓由革命高潮而形成的龐大但復雜的隊伍。曾偉負責軍隊的政治工作,他知道要鞏固隊伍,必須從改善士兵生活著手,于是組織“士兵生活委員會”,由士兵選派代表管理伙食,聽取士兵的意見,提高了伙食質量,他還提倡干部要發揚民主,改善了官兵關系。經過短短的十多天隊伍整頓,加強了部隊的戰斗力,在應對敵人的進攻中,官兵充分發揮了不怕犧牲,積極奮戰的精神。由于“南路人民抗日軍”在國民黨頑軍與日寇的包圍襲擊中苦戰失利,部隊中的領導層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張炎主張轉入廣西;副軍長主張返回吳川,獨立發展勢力;曾偉則堅持要投到共產黨領導下的遂溪游擊區去。由于敵人逼近,他們的處境日益險惡,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副軍長甚至拔槍威脅曾偉,但他堅決不屈從。后來,張炎率領部隊終于入桂,在當地廣泛動員和組織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但是國民黨反動派為排除異已,不容人民軍隊存在,不斷向該軍襲擊。曾偉協助張炎將軍指揮,與反動勢力浴血苦戰,令人發指的國民黨反動派竟然喪盡天良,于1945年3月把抗日名將張炎逮捕并殺害了。南路人民抗日軍的處境十分艱難,曾偉當機立斷,說服了一個營,率領干部士兵百余人投向游擊區,接受中共領導,共同抗日。中共黨組織為了收編張炎部下的潰散人員,派曾偉等人到湛江一帶進行工作,這時的曾偉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心情十分舒暢,工作特別積極,短期內便完成了任務。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調動四個師圍攻南路解放區,中共部隊決定向十萬大山轉移,曾偉奉令疏散到澳門,然后轉赴香港。

  

  戰斗在愛國民主運動的前列

  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的民族矛盾得以解決,但又面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國內各階級、各黨派、各種政治力量密切關注著建立一個什么樣國家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根據全國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建國總方針,主張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集團卻一面高唱和平、民主,一面準備發動內戰,妄圖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繼續維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中國民主同盟于10月在重慶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召開政治會議,建立聯合政府,召集國民大會的倡議,表達了要求民主、和平、統一的愿望。當時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云集香港,民主運動浪潮高漲,曾偉到達香港后立即投入民盟的愛國民主運動之中。他和馮裕芳等籌建了民盟港九支部,并擔任副主任,負責實際工作(主任是馮裕芳),還擔任民盟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和南方總支部執行委員。曾偉在港期間仍與中共組織保持聯絡,并得到中共的支持,他在交給黨組織的《我的政治生活》一文中,表示要求成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寫道:“我希望有兩重黨籍以利于我目前所擔負的工作。”

  曾偉在民主革命斗爭中表現出非凡的組織才能,在各界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民盟在香港和九龍舉行的多次大型紀念會或慶祝會,如促進祖國和平運動大會、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紀念冼星海歌詠大會,都是由曾偉主持或作為主要報告人。他那光彩照人的儀表,炯炯的目光,熱情洋溢而又平易近人的態度,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嫻于辭令,每次演講,對問題的分析都有很高的水平,他那富有喜怒哀樂的表情,抑揚頓挫的聲音,準確有力的言詞,像磁石般吸引著群眾,會場里有時鴉雀無聲,有時掌聲雷動,有時群眾的情緒像波濤那樣洶涌澎湃。他以熾熱的愛國熱情,使聽眾熱血沸騰,在他的影響下許多人投身到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洪流中。

  解放行動委員會于1946年3月1日在香港創辦《人民報》,在創刊號上闡明辦報宗旨是“站在中國農工平民之立場,為徹底完成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為實現民主政治及爭取社會主義前途而奮斗。”《人民報》創刊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鼓勵,周恩來題了賀詞“人民之友”,董必武的賀詞是“人民之聲”。《人民報》的社長是李伯球,董事長兼發行人是農工黨創始人之一、民盟中央執行委員丘哲,主筆是黃藥眠,曾偉是編委。《人民報》圍繞著國內政治斗爭的中心進行報道和評論,在華南地區產生很大影響,為了斗爭的需要,一個月后于4月1日遷到廣州出版。在這一個月中,曾偉撰寫了許多社論和專論,如3月2日的《對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期望——國民黨民主派團結起來》,3月4日、6日的《中國當前民主運動的特點》(上)(下),3月5日的《論西班牙問題》、3月11日的《為本報被非法禁扣事向廣州當局抗議》,3月15日的《召開亞洲會議,解決亞洲問題》,3月29日的《踏著先烈的血跡向民主之途邁進》,3月31日的《論國際上的兩個陣線》等,他以犀利的筆鋒向國民黨反動派發起進攻,闡述民盟和解放行動委員會的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政治態度,在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上,堅決支持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時,曾偉還為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機關刊物《中華論壇》和《華商報》等進步刊物撰寫了許多文章。

  在香港期間,曾偉還積極參加籌辦達德學院的工作。達德學院最初是由解放行動委員會主辦,丘哲任董事長,命名為達德學院,其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并有深切懷念鄧演達先生之意。后來擴大由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合辦,聘請李濟深先生為董事長,丘哲為副董事長,還聘請國內著名民主人士如鄧初民、楊東莼、千家駒、黃藥眠、劉思慕、侯外廬、翦伯贊等為教授。該學院在短短三年間,為各解放區,為新中國的誕生培養了一大批革命人才。曾偉參加了學院的籌辦工作,擔任籌委會委員,后為董事,并親自上講臺授課,受到學生歡迎。

  在香港,曾偉在愛國民主運動中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熱情和精力,妻子曾問他為什么還要搞民主黨派工作,他說:“革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在政治斗爭的舞臺上扮演一個對革命最有利的角色。”

  

  上海農工黨的掌舵人

  1946年5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由重慶遷回上海。由于曾偉的卓越工作表現和旺盛的革命精力,在1946年底被組織調到當時的愛國民主運動的中心上海,參與中央的工作。1947年2月,解放行動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會上改黨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曾偉當選為由25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會后第二天成立了農工黨上海市黨部,中央指定曾偉兼任主任委員。從此,曾偉為恢復和發展上海和華東的農工黨組織,開展愛國民主運動而不遺余力的工作。

  曾偉雖然遠離家鄉和親人,但上海是民主力量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前沿,能和那么多德高望重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一起為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攜手抗爭,他覺得這里正是他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他肩負著農工黨中央和上海黨員的眾望,不畏工作和生活上的艱難,日夜為革命而奔波。在他的領導下,上海農工黨的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黨員由50多人發展到數百人,不僅有愛國知識分子、學生,還在軍警、政府中發展了許多黨員,遵循農工黨組織發展的方向,上海市黨部在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中發展了大批黨員,在郊區農村中也有部分黨員。市黨部成立了工人運動委員會、青年運動委員會、宣傳委員會開展革命斗爭,在各個區和許多學校中建立了黨組織,積極開展革命宣傳活動,發動工人、學生參加反獨裁、反內戰,爭取和平的運動,曾偉廣泛聯系各界進步人士,與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人經常往來,密切合作,使農工黨在上海成為有影響的政治力量。

  曾偉不僅擔當領導工作,還親自與各級組織進行聯系,他溫文爾雅,工作謹慎縝密,富有斗爭經驗。他經常和年青黨員談形勢、談思想、談地下工作的經驗和規律,告訴他們哪些事可以做,應該做,哪些事不能做。當時上海的大、中學校里情況很復雜,有中共地下黨及其外圍組織和民主黨派開展的學生運動,也有國民黨、三青團的活動,對此曾偉都一一進行分析,使同志們正確掌握方向。例如1947年冬季,上海各大學開展了一次征募寒衣的活動,許多學生都出動進行募捐,曾偉敏銳地察覺到這是三青團組織的活動,受助的對象是從蘇北解放區出來的逃亡地主,于是農工黨組織堅決抵制了這些活動。他關心年輕同志的學習和成長,指導他們如何辯證地看書學習,介紹他們看艾思奇編的《大眾哲學》、沈致遠著的《政治經濟學大綱》等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還與他們談學習體會。當他得知,有同志到蘇聯開辦的時代出版社門市部買了書,他很高興,但又告訴大家到這個書店去買書,要十分小心,一次不要買得太多,要當心特務的盯梢。他無微不至地關心同志的成長和安全,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愛戴。

  曾偉堅決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積極配合中共進行策反國民黨軍隊的工作。1947年上半年,曾經和曾偉一起在國民黨六十五軍做政治工作的中共黨員伍旭在山東解放區的報刊上得知曾偉在上海進行愛國民主活動后,立刻和曾偉取得了聯系。8月,伍旭由中共華東局聯絡部派遣到駐扎在沂蒙地區的六十五軍去策動蔣軍起義,他接受任務后,立刻就想到老戰友曾偉。曾偉的政治立場和工作能力,完全得到中共的信任,再加上他與六十五軍軍長李振、副軍長李明都是客家人,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良好關系,是配合中共進行策反工作的最好的合作者。伍旭到達六十五軍后,由軍長李振任命任新聞處科長,他立即到上海找到曾偉,請他出面策動六十五軍武裝起義,曾偉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個光榮的使命,并介紹在六十五軍的農工黨同志參加工作。曾偉多次與李振、李明談話,勸他們認清形勢,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投向人民,由于曾偉深明大義的思想動員和他的人格魅力,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兩李答應在時機成熟時宣告起義。后來,六十五軍在李振軍長的率領下,在四川全軍武裝起義,投向人民和共產黨,為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這件工作曾偉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六十五軍的炮兵營長吳應朝在抗戰期間曾受到曾偉的革命教育和影響,1947年曾偉及時與他聯系上,并介紹他加入農工黨,通過他的工作促使各炮兵營消極對待國民黨發動的內戰。曾偉還指示他參加在重慶辦的國民黨陸軍大學特別班(學員大部分是將官)的學習,利用機會廣泛結交高級軍官,為解放西南做準備,還給了他活動經費,交代了聯系方法、暗號等,并長期給予指導,介紹他與當地的民盟組織取得聯系。吳應朝在重慶、成都軍界同學中進行聯系和宣傳,并與歐震等將領一起在陸軍大學形成了一股向往進步的力量,在解放軍進軍西南時,爭取了羅廣文兵團、輜汽三團以及川軍的一些部隊參加起義。

  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懾于民主黨派開展的愛國民主運動,悍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6日,民盟總部被解散。上海的民主力量遭受嚴酷的迫害,農工黨中央被迫遷往香港,一部份負責人留滬設立中央駐滬辦事處,由農工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秘書長丘哲任主任,黨的活動轉為地下。曾偉仍堅持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由于他是活躍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他的名字早已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他只能化名隱蔽,受聘為學校教師,以半公開的身份開展工作。1948年2月,農工黨中央駐滬辦事處改組為華東局,由連瑞琦任主任委員,李士豪和曾偉任副主任委員,他在特務和軍警的橫行中出生入死地開展斗爭,直到身份暴露,被特務跟蹤,才于1948年上半年轉道南京回到香港,繼續在農工黨中央工作。

  

  為革命棄家別子入虎穴

  在香港,曾偉有許多朋友和同志,令曾偉特別高興的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他離家近兩年,幼小的女兒和兒子幾乎已不認識他了,愛妻吳平獨自支撐著家庭,還得時時牽掛著他的安全和冷暖。如今他回到了溫謦的家,和妻子兒女們團聚了,可以盡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了。可是他仍關心著上海農工黨的工作,密切注視著局勢的發展。這時在香港的民盟和農工黨的部分人中出現了“中間路線”傾向,曾偉有著敏銳的政治辨別力,馬上意識到這是關系到民盟和農工黨是否能與中國共產黨繼續合作的大是大非問題。他從農工黨十多年的坎坷發展的道路中,認識到民主黨派只有與中共團結合作才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自己作為民盟和農工黨的高級干部,必須珍惜當前這來之不易的政治上的合作,于是他毫不畏懼地會同民盟、農工黨的部分領導同志,一起展開了對“中間路線”的嚴肅的批判。他邀請農工黨上海市黨部領導人虞鍵、趙壽先專程赴港研究,統一了思想,又和部分中央委員綜合了地方干部的意見,寫成了《批判中前進》的萬言書,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地從黨的歷史和現狀上,對農工黨的政治方向和組織路線提出了很多意見,并在農工黨內正式提出中國革命應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把這些觀點編成小冊子,作為黨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澄清了一些同志的模糊觀念。經過幾個月反復斗爭,終于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取得了黨內進步力量的支持和地方干部的擁護,在通過的政治決議中,否定了中間路線,并指出中國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曾偉的這些工作對農工黨能在民主革命時期堅持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戰斗起到了積極作用。

  半年后,從上海傳來了上海農工黨組織被嚴重破壞的消息,許多領導人和黨員在利群書報案中被捕,趙壽先為了保護組織和同志已英勇犧牲,這消息使他悲憤和焦慮。他想到自己和同志們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黨組織被摧殘,心比刀割還難受。被捕同志的那一張張熟悉的臉浮現在眼前,他們都是黨的骨干,如今身陷囹圄;趙壽先這位優秀的青年運動領導人,不久前在香港還和自己一起憧憬著解放后新的生活,現在卻已永別了。他想道:我的親密戰友和繼任者虞鍵同志此時的擔子是何等重啊,在這關鍵時刻,我不能看著同志們在黑暗中掙扎,他徹夜難眠,經過幾天思考,決心再赴上海重振革命力量,迎接上海解放。這時上海同志的求援函電也接踵到來,他及時與農工黨中央領導一起研究了上海黨組織的處境,并表示了愿回上海的想法。他說:“他們需要我去我就應該去,上海已到了解放的前夜,我要和他們一塊兒作迎接解放的布置。”此時許多同志和朋友,考慮到他回上海將會處于危險境地,為他的安全著想,婉言勸他不要去。面對同志們的善意,他思忖良久,他何嘗不知,在上海他是國民黨黑名單上的重要人物,反動派在失敗的前夜,正瘋狂地捕殺革命者,自己此行是兇吉未卜。曾偉也很明白,勝利即將到來,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已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在新中國建立后,民主黨派將會在政治上和國家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以他自己的才華和聲望,到那時能為祖國的建設做多少工作啊,在政治上也會有所作為。但此刻在他心中占據著更重要位置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上海的同志正處在極其艱難之中,他們需要自己去幫一把!他謝絕了同志們的挽留,決然成行。他對組織和同志們說:“革命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農工民主黨中央支持他的計劃,把上海和華東局黨的工作托付給了他。

  回到家中,曾偉望著妻子孩子,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誰沒有家庭,誰沒有兒女情長的感情,但是在革命和家庭這座天平上,他把自己放在了革命一邊,為了讓中國千萬個家庭獲得解放,都能享受到天倫之樂,他舍棄了自己的美滿家庭。他準備好了行裝,與家人一起拍了全家歡照片,看到照片上妻子那賢惠寬容的面容,兒女們活潑可愛的笑臉,他感到非常欣慰。

  他密切關注著上海方面的局勢發展,與市黨部保持聯系,隨時準備赴滬。1949年3月29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前夕,曾偉毅然動身,取道廣州飛赴上海。在飛機上,曾偉周密地考慮著上海和華東地區農工民主黨的工作:恢復組織,迎接解放,營救同志、策反……,任務是艱巨的,但又是多么壯麗的事業,可以為革命盡自己的力量多作些工作,是他感到最滿足的。

  飛機抵達上海,曾偉馬上感覺到全城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他找到了農工黨組織,沒有接風,沒有寒暄,甚至顧不上找落腳的住處,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在農工民主黨上海市黨部會議上,他帶來了農工黨中央對當前工作的指示,對上海的情況作了精辟的分析,安排了恢復黨組織、配合中共上海局做好策反、宣傳、護廠護校、團結愛國民主人士等工作。他激動地說:“革命正在迅猛發展,鄧演達先生和我們追求多年的理想即將實現,我們必須與中國共產黨團結戰斗,負起迎接上海解放的重任。”他的話鼓起了同志們的士氣,他們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緊張有序的戰斗中。曾偉置個人安全于腦后,夜以繼日地工作,會見各方人士。這時,解放軍在正在作渡江準備,國民黨妄圖依仗長江天塹進行頑抗。曾偉特別重視對國民黨軍隊進行策反工作,認真研究了策反對象和工作策略,他深知工作的重要性,農工民主黨和共產黨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我們能夠多爭取一個敵人放下武器,就能為解放軍多掃除一個前進中的障礙,這就是對人民解放戰爭的有力支援。在他的領導下,農工民主黨在上海的工作出現了新的有序局面。

  踐誓言熱血無悔灑申城

  曾偉回滬未及一周,4月5日,農工民主黨南京市黨部委員劉啟綸來滬與曾偉、虞鍵、申葆文等華東局領導人在山陰路恒盛里47號研究策動蕪湖、太湖地區國民黨軍隊起義一事。會后在路上曾偉和虞鍵邊走邊談,商量工作,不幸被國民黨鷹犬偵悉,片刻之間被蜂擁而上的軍警抓獲,在這危難時刻,他們立即向走在前面的同志發出信號,使他們得以脫身,而劉啟綸則在恒盛里47號同時被捕。

  曾偉被捕后,立刻銷毀了身上攜帶的文件,保全了上海、廣東等地的黨組織。他受盡了嚴刑拷打,始終堅強不屈、大義凜然,在獄中還帶領難友讀書、唱歌,互相勉勵,增強革命信心。同時被關押在隔壁牢房的王葆真先生聽到歌聲后,與他取得聯系,他通過墻隙安慰這位老同志說:“我們犧牲了,后面還有許多人會接著來的。”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他寫了兩封信,設法托人寄回香港,其中一封是寫在半片書頁上的,信中安慰家人和同志們,囑咐不要掛念他。

  5月21日,解放軍進攻上海的炮聲已從郊區傳到了牢中,敵人氣急敗壞地進行大屠殺,曾偉和虞鍵、劉啟綸等人一起被押往宋公園(今閘北公園)刑場,曾偉毫不畏懼,神態十分坦然,他實現了自己在1945年寫下的誓言:“為中國人民利益與社會主義前途,我愿不怕困難與犧牲奮斗到底!”把僅三十七歲的寶貴生命獻給了壯麗的人民解放事業。幾天后,上海解放了,烈士流血犧牲終于迎來了光明的新中國。

  解放后曾偉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現長眠于龍華烈士陵園中,在龍華烈士紀念館中陳列著他和鄧演達等農工黨烈士的革命事跡,他的家鄉人民也沒有忘記他,他的革命事跡和英雄氣概在家鄉廣為流傳,曾偉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和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風范將永遠留在農工黨的歷史上。 (李慶海根據有關資料整理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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